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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月，红光厂的工人几乎是住在车上的。省城、邻县、各个系统的兄弟单位，凡是欠过红光厂钱的，她们一家一家地堵。

    赵大姐她们把“泼妇战术”升级到了极致——不吵不闹，就坐在对方财务科门口织毛衣，或者直接在人家领导办公室门口架起炉子煮泡面。

    “我们也不容易，你们先给我们结一点，让我们给老工人买袋米，行不行？”

    “你们是大单位，我们不差这一万两万的，可我们差这一万两万啊。”

    软磨硬泡，撒泼打滚。有时候能要到几千，有时候连口水热水都喝不上被保安请出来。

    月底盘账，账本上的数字刺得马冬梅眼珠子疼：一共要回来八万四千六百块钱。

    除去这一个月的差旅费、住宿费和给讨债队员补贴的饭钱，净剩不到六万。

    把这六万块钱摊在八百多号工人面前，平均每人分不到八十块。

    连买猪肉灌香肠都不够。

    马冬梅站在厂区的空地上，寒风把她的话吹得断断续续：“大伙儿……先拿着这钱……买点面，买点油……过年……”

    底下没有人吵，也没有人闹。大家都麻木了。拿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默默地散了。这点钱，在这个年关，连个响都听不见。

    就在马冬梅带着讨债队在省城碰壁的同时，李承霄的脚步踏遍了清阳县十几乡镇，他不去乡政府听汇报，直接钻进村子里。

    在王家庄，他蹲在村口的磨盘旁，跟晒太阳的老人聊天。

    他不说“GDP”，也不问“人均收入”。

    他看老人的鞋——是崭新的胶鞋，还是露出脚趾头的旧布鞋？

    他看老人棉袄的厚度——是紧实的棉花，还是板结得像硬纸板一样的旧絮？

    他看老人手背上的皮肤——是干裂渗血，还是红润有光？

    在一个叫李家沟的贫困村，他指着路边一个正在费力劈柴的老汉问村支书：“这老汉几个孩子？”

    “三个，都在外头打工。”

    “今年回来了吗？”

    “没呢，说是在那边赚不着钱，不好意思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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