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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长办公室的门在身后轻轻合上，走廊里的喧嚣被彻底隔绝。

    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省长王克勤坐在办公桌后面，没有招呼他坐，也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李承霄，像是在重新认识这个敢在全省会议上拽着兄弟县市一把手撒泼的县委书记。

    李承霄站得笔直，双手自然下垂，迎着省长的目光，坦荡得没有一丝波澜。

    “说吧。”王克勤终于开口，语气听不出喜怒，“刚才在外面，不是挺能说的吗？四十多万的账目，八百个工人的血汗钱，宁可丢官也不能丢良心——这些台词，当着我的面，再背一遍。”

    李承霄知道，这不是让他真的复述，而是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他深吸一口气，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双手放在省长桌上。

    “省长，刚才在外面，我是故意闹的。”

    王克勤挑了挑眉，没接话。

    “红光纺织厂欠债要不回来，县里财政没钱，银行不给贷款，改革方案在县里被否了，马冬梅带着工人出去讨了一个月的债，要回来不到六万块，摊到八百多工人头上，每人不到八十块钱。”李承霄的语气平稳，不诉苦，不煽情，只是在陈述事实，“八十块钱，连过年灌香肠都不够。我要是不在这儿闹一场，那些欠钱的单位根本不会还钱。今天黄市长答应了，刘县长也松口了，有您在这些钱瞎不了。省长，我这个县委书记，能为工人做的，也就是拉下这张脸了。”

    王克勤没有说话，拿起信封拆开，抽出里面厚厚一沓材料——红光厂的欠条复印件、马冬梅的讨债记录、每一笔的差旅费、住宿费、实际追回金额，清清楚楚。

    他翻了几页，放在一边，语气缓和了几分：“你倒是准备得充分。”

    “不是准备得充分，是被逼得没办法。”李承霄说，“省长，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讨债。红光厂的事，我有完整的方案想向您汇报。”

    王克勤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说。”

    李承霄把红光厂的改革方案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引入民间资本、出让控股权和经营权、保留百分之四十股份和一票否决权、考核上岗、多劳多得。每一个要点都讲得干净利落，没有一句废话。

    “这个方案，马冬梅在县里上过会，被否了。”李承霄说，“反对的理由就两条：贱卖国有资产，交出经营权就是丧失主权。但红光厂现在的情况是，不引入资本就死路一条。保留百分之四十股份和一票否决权，是为了防止资本方在重大决策上损害国家利益和职工权益。经营权交出去，是因为我们现有的班子确实没有市场能力，连产品卖给谁都不知道。与其抱着一个烂摊子慢慢等死，不如换一条活路。”

    王克勤听完，沉默了几秒：“你刚才说县里否了这个方案，你什么态度？”

    “我没举手。”李承霄说，“同意和反对我都没举。”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时机不对。我如果举手同意，就成了我一个人的方案，反对派会把矛头集中到我身上，方案反而更难通过。让我马冬梅先去撞墙，让她自己去跑部门、去讨债，等她撞得头破血流、所有人都看到不改不行的时候，再推出来，阻力会小得多。”

    王克勤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评价这个策略，只是说：“方案留下，我回头仔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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